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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婺源乡村的民间组织

时间:2019-11-20     来源:民国婺源文史资料    作者: 詹德兴     点击:
民国时期婺源乡村的民间组织
詹德兴

【导语】婺源是以一个个以血缘族群聚居的大小村落组成的,大多数村落都具有数百上千年的乃至更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聚居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与政府行政机构相辅相成,在维持乡村次序、协助政府机构功能等各个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五老会
【五老会】是婺源乡村宗族里的最高组织机构,由五个德高望重的乡绅组成,其中为首的就是族长。五老会负责处理本村宗族内的日常事务,会址一般在本村的总祠堂。五老会的成员称“五老人”,由族长召集在祠堂开会议事,称为“祠堂议事”。在人丁旺盛、村民较多的乡村,在总祠堂以下还建有分祠堂,称为“房祠”。每个房祠都有相应的五老会组织,负责本支族人的日常事务。总祠五老会负责召集各房祠五老人,商讨全族大事,执行族规。
族长一般在五老人中选举产生,在宗族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同一姓氏、共同始祖的几个乡村,组成了规模较大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关系网。比如婺源詹氏,以婺源詹氏始迁祖詹初的始迁地庐坑村为中心(詹初于隋朝大业三十年即公元606年迁婺源县浙源乡庐坑村),历经一千四百余年的繁衍,后裔不断外迁,在徽州、婺源一带形成了“三源一湖八川,七十二派”的詹氏聚居村落宗族关系网,“三源”即“庐源、浙源、庆源”,“一湖”即“秋湖”,是分迁较早、詹氏人口较多的四个支派,“八川”为“龙川(今浙源乡庐坑村)、环川(今浙源乡岭脚村)、鸿川(今浙源乡虹关村)、壶川、巨川、潜川、港川、潋川”等八个人口较多的乡村,其余人口较少的詹氏聚居村落达七十二个之多,这些乡村的詹氏村民每年都需要到庐坑村举行两次祭祖活动:春祭清明、秋祭始祖詹初冥诞(农历十月十八日)。庐坑村詹氏五老会在其他分迁村庄中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其族长就是整个詹初支系的总族长。这种宗族关系在乾隆时期愈演愈烈,势力较强的庆源詹氏分支五老会、虹关詹氏分支五老会先后与庐坑詹氏五老会产生了争执,脱离了庐坑五老会的控制,造成了宗族关系的分裂。这些争执与矛盾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49年解放后废除了宗族组织才得以改善。
民国时期五老会还延续着古老的职能,让我们得以了解到五老会的权势有多大。由于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等新思想的涌入,婺源古老的宗族组织也受到了较大的打击,作出一些让步。以浙源乡岭脚村为例,村民詹益项没有子嗣,按族规只能在叔伯兄弟的子嗣里挑选继承人。因詹益项的叔伯兄弟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其财产只能充为族中公产。詹益项有个妹妹出嫁在休宁县板桥乡(当时归婺源县管辖)程姓,兄妹情深,就想入继妹妹的儿子程永平来继承香火和家业。因为已经是民国了,五老会对村民的管制也有所松动。詹益项除了大摆宴席请五老人喝酒外,还分割了一半财产交给五老会充入家族公产,五老会才同意其外甥程永平改程姓为詹姓,继承詹益项的香火和家业。这已经是五老会极大的让步了。
五老会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管理宗谱和丁簿。丁簿记载族人的生、殁、葬、娶及子嗣情况,等于是宗谱的草稿。族人添丁,要请五老人喝酒,然后把名字及生辰八字登记在丁簿。如违反了族规或者得罪了五老人,会从丁簿上除名,重者驱逐出村子。宗谱每三十年一修,有功名或者得到朝廷赏赐的或修桥铺路、赈灾济荒等对社会、对村庄有贡献的人会大书特书,予以褒奖;反之则一笔带过。
这里有两个传说可做旁证:在庆源村曾经有个詹姓孤儿,因家庭贫困也干一些体力活。在一次村庄宴席中因嫌主桌规矩太多,吃得不自在,就坐到了一起做体力活的伙伴一桌去吃,庆源族长大怒,就把他除名了。庐坑村詹氏有一个小伙子喜欢吹唢呐,一次坞头曹姓朋友家办丧事,请他去帮忙吹唢呐热闹热闹,结果被庐坑詹氏族长认为是耻辱,也把他除名并驱逐出庐坑。
民国时期政府驻婺源乡村的保长、甲长一般需五老会认可才可以行使职能,为族人利益与政府部门进行各种交涉也是五老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在有的乡村民国政府就干脆任命五老会的人为保长、甲长,以确保各种税、捐的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由于当时连年战争,民国政府的兵源奇缺,当地政府机构与当地的五老会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勾结。政府部门的丁壮详细资料都由五老会提供,派丁也成了五老会的特权。后来的民国部队强行抓丁、抓夫,五老会的派丁特权也就不复存在。


二、 灯  会
【灯会】是婺源乡村主持舞龙灯等活动的民间组织,来由既久,存在的时间也极长,是婺源乡村重要的村民集体活动组织。灯会的会址一般在村庄的总祠堂,会长一般由村中财力较丰厚之人担任,负责经费的筹措,所以灯会的会长并不固定。比较富裕的村庄也有村中富户捐田给灯会做固定资产的,收取田租以供灯会举行舞龙灯活动的支出。舞龙灯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村民自发集资,也有富户单独出资的,该富户即此届灯会的会长。可以说,灯会是宗族聚居村落中不论贫富齐心协力完成的活动,除了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身体健康等良好愿望外,也是族人团结交流的一项重要活动。能够连任数届灯会的会长,一定在村中具有良好的声誉,也一定是村中首富。
婺源方言中“灯”和“丁”同音,龙灯也作为人丁兴旺的一个象征,因舞龙灯需要较强的体力和耐力,壮丁(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多则参与舞龙灯的人多,龙灯也越长。一般是一户至少派一人,一些青壮年出门在外或者体力不足的户头需要花钱请邻村或者他姓青壮年代替。由于灯会组织属于宗族组织的下属机构,村子中主姓之外人数较少的村民是被排除在灯会之外的,并不能参与到舞龙灯的活动中去。舞龙灯从祠堂出发,称“发灯(丁)”,全村巡舞一圈后回到祠堂,称“收灯”。因触犯族规者不准出入祠堂,所以也就被取消了舞龙灯的资格。收灯后由灯会会长主持分发“丁饼”,其实就是月饼,但在祠堂分发的这些月饼只发给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壮丁,被赋予了象征壮丁的含义,因此特称“丁饼”。
婺源的龙灯一般分为两大类:板灯和草龙灯。板灯具有固定的龙头和龙尾,竹木制作骨架,粘贴上绘制精美的龙头、龙尾图案。因为纸容易破,所以每次舞龙灯之前必定提前请画工装裱修复。灯板由各家自备,由一块长六尺、宽六寸的木板和一根圆木棍组成,灯板上装载三个内置蜡烛的圆柱形竹制灯笼的称“板龙灯”。灯板上装载三个形态各异的竹制花篮形灯笼,除内置蜡烛外还插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花朵,称为“花灯”。
婺源的草龙灯其实是板龙灯的简易版,一般资金充裕、壮丁充足就舞板龙灯,资金不足、壮丁不足就舞草龙灯。草龙灯也分两种:一种以竹子为骨架,缠绕稻草绳做成龙的形状,从龙头到龙尾都插满香火,舞龙灯的人用木棒插入在草龙灯相应的部位,一般每两根木棒之间相隔六尺。如参加舞草龙灯的人年龄偏小,体力偏弱,可适当缩减间距。这种草龙灯在舞龙灯活动结束后,需整体投入村口大河里,所以属于一次性使用产品。还有一种草龙灯应该算前一种草龙灯与板龙灯的结合体:龙头、龙尾属于一次性使用的产品,在舞龙灯活动结束后投入村口大河里,龙身则由一段六尺长的毛竹破成两半,一半就可以做成一块灯板,两头挖洞用于插木棍连接,每段竹片上钉三根竹钉,到舞龙灯时临时在每根竹钉插上一块南瓜,在每块南瓜上插三根香火就行。舞龙灯活动结束后,南瓜块和剩下的香火头随龙头、龙尾一起抛入村口大河,竹制灯板和木棍扛回家。
民国时期虽全国战火连绵,但婺源乡村的灯会组织依然较活跃。这跟婺源乡村相对比较安定和充裕的财富积累有关。婺源山多田少,出门经商之人甚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一般一年要组织两次舞龙灯活动:元宵节和中秋节。一次比较大型的板龙灯、花灯舞龙灯活动,香火、蜡烛、祭品、修复龙头龙尾人工、丁饼等支出一般需要五十块大洋。因板龙灯是越长越壮观,岭脚村、虹关村的龙灯一般都有108节灯板,长达二百多米。因板龙灯的龙头较重,需四个壮丁抬着,还需要四个壮丁换着歇息,加上龙尾两个壮丁,另加两个壮丁轮换歇息,每节灯板一个壮丁,还有一个身手必须十分矫捷的人舞绣球,合计需一百二十一个青壮年才可以舞动这么一条巨龙。所以只有比较大的村落才可以举行如此浩大的舞龙灯活动,察关詹氏人口相对较少,舞板龙灯则因为比较短比不过岭脚、虹关村那么气派,于是察关灯会别出心裁的舞花龙灯,虽气派不足而精致有余,颇有看点。
一次草龙灯的舞龙灯活动,仅需花费五块大洋以下,主要是香火、丁饼的支出,不需要请师傅制作。而且草龙灯也比较机动、轻灵,虽然是越长越壮观,短一些也有气氛,身体好一点的老人、小孩都能够舞得动,比较适合壮丁较少的村落。婺源有的村庄里壮丁较多的大姓舞板龙灯,也会允许人数较少的小姓舞草龙灯,但草龙灯必须避开板龙灯,如果路上相遇,草龙灯只能避在路边让板龙灯先过,不敢挑衅板龙灯的威严。
婺源舞龙灯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抬龙头的人必定会生个儿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期,许多想生儿子的青壮年争先恐后的抬最吃力的龙头。说来也怪,抬龙头的人往往可以“美梦成真”。

三、 牛  会
【牛会】是婺源乡村专为保护耕牛及耕牛交流而成立的民间组织。耕牛是农民最重要的伙伴,大多数农民对自己的耕牛有着深厚的感情。牛会是一个不受宗族限制的、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自发性民间组织。牛会的会址一般在靠近村庄的耕牛集中过冬的大牛栏棚(有积雪耕牛无处觅食时的关牛场所),会长是有耕牛的、能力较强的耕牛户主,也有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担任的。
民国时期的婺源各乡村的牛会,互相之间多有联系,通过相邻村落的牛会互通消息,互通有无。比如谁家需要到外村购买小水牛,会先到邻村牛会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不需要自己再跑更远的村庄,邻村牛会组织会把你的求购消息依次传递给邻村,如果恰巧有人想出售小水牛,消息会很快得到反馈,通知求购者到出售者的村庄去看牛论价,一般一个月之内可以解决供需诉求。
耕牛的价值较大,婺源人常说到钱财较多时总爱用“大猪、大牛”来形容。农户钱财不多,一头耕牛往往顶大半个家私。而耕牛一般关在野外的牛栏棚里,所以以农耕为主的农户常常自嘲家私放在山上。因为有牛会组织的存在,耕牛放在野外也相对比较安全。婺源人常常用“做贼想偷牛”来形容一个人的贪心太大。民国时期,偷盗耕牛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耕牛被盗会影响农耕不说,更直接导致农户倾家荡产,如果不能追回,往往会导致的被盗者痛不欲生,想不开的甚至走上绝路。婺源人对盗牛贼是深恶痛绝的,因此牛会拥有处理盗牛贼的权力,抓到盗牛贼一顿毒打是免不了的,甚至被废掉一个肢体也是常有的。只要不出人命,连官府也不追究牛会对盗牛贼动用私刑的责任。
民国时期浙源乡岭脚村有一农户家耕牛被盗,当地牛会组织全员出动,联络各地牛会组织查访,并有专业“掐脚迹”的牛会人员跟踪查找,终于寻回了被盗的耕牛,并抓获了偷盗耕牛的盗贼。
据老人们说,当时牛会的人把盗牛贼四肢都绑住,用棍子抬到村子里最大的牛栏棚,把这里作为牛会处理事务的办公场所(历年习惯都是在此地)。盗牛贼也非常害怕牛会的私刑,被废掉一个肢体就成残疾人了,从被抓住就不停哭泣哀告,情愿任打任罚,一定不要废了肢体。当时岭脚村所有人都赶到牛会围观,有赞成废掉盗牛贼的,也有同情盗牛贼的。最后由牛会会长决定:所有有耕牛的农户用赶牛鞭抽盗牛贼一鞭作为对盗牛贼的惩罚。赶牛鞭一般由毛竹的枝桠编织而成,打人很痛,但绝对是伤皮不伤骨,只是皮外伤,盗牛贼对这个决定当然是千恩万谢。盗牛贼倒也能吃痛,耕牛户每过来一个人抽他一下,有心肠软下手轻的,盗牛贼都对他说一声谢,也有气愤不过下手重的,盗牛贼呼痛之后也说一声谢。打完之后,盗牛贼虽然血迹斑斑的惨不忍睹,却是无甚大碍,向众耕牛户磕谢不废肢体的大恩之后离开。
牛会虽然在有的地方出现过滥用私刑过于残忍的现象,但在以农耕为主的时代,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里维持农村稳定上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都是由耕牛户组成,民国时期婺源乡村的牛会可以说是后来的农会的前身。

四、 桥  会
【桥会】是婺源民间负责乡村公共设施建设的组织,主要的职能是修桥铺路,兼顾路亭、茶亭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修葺。除了交通要道修建有石拱桥,最多的是木桥。较宽的河面需由数段木桥连接而成,连接处用两根木头支撑,形如板凳,称为板凳桥。为防止梅雨季节大水冲走板凳桥,大多串上长长的铁锁链,一端固定在桥头的石头上。有的桥上加盖长廊式路亭,称为廊桥。婺源乡村多河流,也多桥。为了维护这些桥,保证出行安全,桥会组织应运而生。
桥会一般没有独立的会址,比较大的项目在村庄的庙宇(如社庙、汪帝庙等)进行决议,以示大公无私。桥会的组织者即会长,一般由经济实力较强、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担任。桥会不但有村中富户捐赠的钱财,还有固定的山林和田产。因婺源人家乡观念重,在外赚了大钱的人都会捐赠钱财给桥会用于家乡的公共设施建设,所以大多数乡村都有桥会组织。
桥会的山林一般是村中树木长得较好的林地,称“桥会林”,桥会林的林木严禁私自盗伐,由桥会组织守护,其树木都用于木桥、亭子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或者卖掉一些木材用于采购砖、瓦、石灰等建材。有何处的木桥需要更换桥木,村民需向桥会报告,由桥会组织伐树更换。
比较富裕的村庄桥会也有用于征收租金的水田,称“桥会田”,这些田一般由村中富户捐赠,所收来的田租归桥会组织管理,一般用于修修补补的小工程。例如路亭、茶亭漏雨了需要捡漏;路基、路塝塌方;等等。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应付日常的维护,婺源乡村的公共设施大多保存较好。
遇上修建石拱桥等较大的工程,桥会组织负责募捐,工程完工时负责把捐资者的名字及金额刻在功德碑上。功德碑在乡村中具有极好的宣传作用,能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公共设施建设的事业当中来。
民国时期,婺源乡村的桥会组织依然发挥着日常的职能。每年的春节前后是例捐的时候,有一些想做修桥铺路等善事的村民会到桥会捐款。赚了大钱想单独捐款做桥、做路亭的徽商也会在这时来桥会商议,看看有哪项村民比较急迫而自己又刚好能够承受费用的工程可以赞助。浙源乡岭脚村的商人詹谦甫先生就曾经捐赠给桥会很多大洋用于岭脚村的公共设施建设,还在里村做了个水碓免费给村民舂米。民国十六年重修浙岭古驿道,詹谦甫负责在上海的婺源藉商人的募捐工作,岭脚村的詹有乾、詹彦文、詹公五、詹斗山、詹书祥等墨号及其他商号的善款都交给他登记,事迹记载在《徽州婺北镜心堂重修浙岭徵信录》。

五、 文  会
【文会】是婺源民间的文学组织。婺源自古称为“书乡”,婺源乡村也极为重视文风的熏陶,除遍布各乡村的私塾等学校外,还有一些高等学府,称为“书院”,例如紫阳书院、阆山书院、高湖山书院、天衢书院等等。从婺源通过科举步上仕途而出去做官的婺源子弟,在告老还乡时大多遵从落叶归根的习惯回到家乡,有的颐养天年,有的到各大书院客串教师的角色,发挥余热,期望更多的家乡子弟取得功名步上仕途。闲时,这些先贤还会组织各种文会组织,吸收一些文才较好的后辈参与其中,交流创作心得。
文会的会址一般设在村中供奉魁星的文昌阁,也有设在祠堂的。加入文会的人必须有一定学历,明清时应是县学、府学或太学生,民国时期最低学历是初中,要求会写相应的文章、诗词等。民国以前文会治学有明确目标,如治书经,治易经或治诗经等,民国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婺源的文会组织十分活跃,内容也更为广泛。婺源乡村文会组织也是以宗族为依托的,不仅本村人可以加入,迁出外地落户的宗亲只要有水平也可回来入会。入会时一般有简单的登记手续,交纳比较低的会费。
文会成员每年在村中文会馆相聚一次,议事并聚餐。议事内容根据当时村中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而定,如办学校,推荐“乡饮介宾”,兴修水利等。文会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官员,或是较有名气的商人。当地纠纷的调解,救济逃荒流浪人员等事项,也往往因之发起,并得以妥善解决。村庄里为村民书写对联、书写功德碑、墓志铭、人物传记,为村民书写协议文书,祭祖、祭神及祭亡人时行礼充当礼生(司仪)基本都是文会成员。
婺源县浙源乡庐坑村的末代秀才詹鸣铎写的章回体纪实小说《我之小史》里描述了庐坑村文会组织的一些情况,《我之小史》续编卷一第一回有“适国家行公债,邑尊阴公国垣发照会,我村的文会填我名字, 内有‘木行生意发达,请认领’字样,此殆承湘伯指教的”之记载,说明文会成员还曾经认购国债。《我之小史》多处提及文会、斯文、乡约等,如卷一第二回“馨秀婆性慈善,能知大体,村内文会排难解纷,他也在内,与武王乱臣十人中有邑姜仿佛相似。”卷二第六回 “邑廪生为甲道的斯文领袖,贪而无耻,竟受他的贿,而以伪谱应之。” 卷之四第十三回“好笑女乡约逢人屈膝,急神失智,莫可名言。凤山投词,他不 敢收。送到我家来,不知文会先生尊前施行,我家早已投到。”可见文会还是调解民事纠纷的基层组织,负责村落的管理。
民国时期著名的婺源回皖运动,各地的文会成员纷纷撰写文章、诗词、楹联,向政府呼吁请愿,最终得以如愿。

【编者按】民国时期婺源的民间组织很多,也很活跃,如各种商会、各种手工业的行会、钱会,还有专门组织乡民到齐云山参拜真武大帝的“拜老爷会”,专门负责求雨活动的“求雨会”,传承徽剧的“戏社”,等等。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这些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有的组织对会员约束较大,有的组织则比较松散,对社会发展大多有积极的一面。
(责任编辑:詹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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